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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符号化表达，伴随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不懈探索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思考与价值选择，蕴含着高度的主体自觉，没有高度的主体自觉也就无法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然而当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仍面临话语概念范畴表述不清、话语内容创新相对滞后、话语表达手段稍显单一的现实困境。为此，应发挥话语势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认同；革新话语表达，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影响力；汇聚话语传播合力，扩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辐射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部署，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强国建设总体布局中占据着极端重要的战略性地位，中国式现代化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宏观指引，文化强国建设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支撑。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仅是唯物史观立场之上的理所必然，也是基于中国历史方位与实践叙事的势所必应，更是瞄向新时代未来发展蓝图的行所必往。因而，理顺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相互关系与契合机理，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所托、现实所指与未来所向，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时代任务而言，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实践价值。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也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过程中提出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只有在理论上正确理解和把握深化文化体制机制，处理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过程中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坚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的基本要求，才能在实践中走好改革之路。首先便是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厘清文化、文化体制的概念。其次，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洞悉文化、文化体制、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只有理清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坚持党对文化工作领导、坚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求下走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的实践路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原则，充分彰显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立场遵循和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宗旨的鲜明宣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继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发展形成，是“两个结合”的智慧结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人民为中心有不同的理论表达和具体的时代体现。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逻辑，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政党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按照其固有的运行规律时刻影响着政治的发展与人类的行为。政党形象建设作为政党政治研究的重要范畴，具有内在规律性，即政党形象建设必须与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大环境相符合、必须与政党能力发展状况相吻合、必须与正当性属性相契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既有各国政党形象建设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党情的中国特色，表现为始终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融、与先进性纯洁性属性紧密相连、与人民紧密相依的规律性认识。
伟大建党精神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大鲜明昭示了伟大建党精神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作用。从引领前提看，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一致性是形成二者引领关系的前置条件；从引领表现看，伟大建党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向方面发挥举旗定向、精神赋能以及助推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从引领路径看，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加快理论建设与实践创新是理解好、发挥好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作用的实践进路。完整理解二者之间的引领关系既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需要，也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需要。
底线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法论之一，其形成于充满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的百年变局中，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逻辑起点是居安思危和未雨绸缪的忧患思想。在新时代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底线思维具有丰富的理论蕴含与实践指向，在哲学维度上内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风险维度上有助于消解乌卡时代的国家安全风险，在治理维度上则为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法论。在新征程上，应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运用底线思维健全完善国家安全体系、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统筹发展和安全及统筹各领域安全，方能更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道德建设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继承中国共产党重视道德建设的优良传统，创新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其核心要义是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精神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在践行路径上，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举措，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两制”关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不可回避和长期探索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逻辑清晰、内容深邃、意涵丰富的邓小平“两制”关系思想。就其生成逻辑而言，该思想承继了马克思主义“两制”关系理论的科学菁华，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观”的智慧滋养，立足于“和平与发展”新的时代主题下“两制”向何处去的战略考量，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就其核心内容而言，该思想涵盖了关于“两制”的本质内涵、关于“两制”的辩证关系、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思路以及关于应对“两制”国际形势的战略方针等。就其价值意蕴而言，该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两制”关系理论认识的新飞跃，打开了“两制”实践交往的新格局，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指引了新时代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形塑“两制”关系的新理论，由是彰显理论、实践、世界、未来等多重价值意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抓手。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繁杂，政府主导的传统一元治理模式难以继续运行，亟需拓展社会其他行动主体，携手共建协调增益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而如何将多元主体治理模式转变为可能，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整体逻辑出发，分析政府主导治理模式存在的弊端，进而从外生动力、内在动机和利益联结三个方面探讨多元共治的适恰性，明确多元主体共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治理模式。因此，需要更多地关注多元共治的实现路径，以治理理念创新为基础，以治理政策完善为保障，推动党组织、多层级政府、市场资本和农民等多方主体的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格局。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强国，需要大力培育新质人才。新质人才需要具有开拓创新与实践智慧的创新思维，较强的终生学习特质和人机共生思维，进而建立起团结协作的统筹思维特质。培养新质人才需要建构三种培养模式，以学校基础课堂为中心培养后备人才，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劳动力基础；以社会提升课堂为中心培养技能人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学研融合；以国际开放课堂为中心培养高端人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竞争，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人才基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林果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生态富民的重要产业。近年来，甘肃省天水市把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立足增产、增收和增效三重目标，全面推进林果产业迭代升级和园区建设，加快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步伐，效果明显。但仍然存在短板弱项：基础设施、土地流转等公共服务供给不够完善，监管效果不够明显，资源配置不够到位。为加快林果产业发展，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服务供给能力；明确监管责任，强化市场监管效果；强化资金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机制。
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哈贝马斯提出了“无限交往的世界共同体”，论证了通过道德—政治实践实现交往的扩大，并主张以交往行为作为人类解放的根基，以“无限交往”作为交往范式，以包容他者作为交往特征，以交往自由作为最终的自由样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劳动、普遍交往、相互承认、个性自由的人类解放学说，也拓展了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路径。但这种人类解放学说存在固有的理论局限性，因而其意义只能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展现，而不能代替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
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的转变是马克思思想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早期以政治哲学的视角审视社会问题，将政治哲学从为现实辩护转变为对现实批判的理论武器。然而，单一的政治哲学无法深入社会经济基础的肌理中，无法窥见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貌，这促使马克思转向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发展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对政治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如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诸多理论参考，围绕劳资关系对立、私有化与社会化对立、资本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对立、社会主体间性的内在竞争与对立、贪婪追求利益的秉性与文明发展限制对立等五大问题，建构出符合时代发展范式的现实进路。
《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着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宏伟构建，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将世界历史理论放置于唯物史观这一“新世界观”的视域之中，建构了基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科技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交往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内涵。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放置于当今时代具有共同的时代价值目标，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传承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思维逻辑。《德意志意识形态》内蕴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实践共通，从“现实的人”到“人民逻辑”的发展、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目标的历史对望、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与新型合作伙伴的构建，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古今传承。
数字智能时代人的发展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数智技术本应造福于人类，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但实际上却出现了与人的发展相悖的异化现象，人的劳动异化进一步加剧、社会交往异化呈现出新样态、人与自身的需要本质也愈加背离。通过对数字智能时代人的发展问题的事实描述，进一步挖掘出问题产生的根源，即存在一定程度资本操控的根本原因、法律规范不健全难以有效制约的外部原因和主体价值缺失不能很好适应数智技术发展的内部原因。对数字智能时代人的发展问题进行溯因，旨在探寻科学有效的克服人的发展困境的现实路径，这对促进数字治理现代化、实现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网络直播颠覆以往媒介、实时连接传播者与受众者，成为虚拟社交互动的新兴平台，直播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异化困境。借助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聚焦分析网络直播产品功能、人的网络直播互动、人的类本质和人同人关系四重异化的具体表现，阐述网络直播异化困境下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认知思维固化、主流价值撕裂等一系列危害，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纾解路径，以期克服直播异化迷失局面，从而有效规避数字控制达到健康生态。
文章通过系统综述现有文献，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这些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优势与劣势。文章首先界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定义，并分析其在现代金融领域的应用，针对中小商业银行特有的资源配置、创新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的不足，提出了一系列数字化转型策略，包括明确战略定位、抓住技术创新、强化客户互动、培养数字化人才、建立有效的转型体制与机制及强化风险管理等。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倡导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系统协调，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能够有效驱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比较逻辑，它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汲取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以科技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经验，借鉴了近代以来科技创新决定大国兴衰命运的有益因子。进入新时代，实现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导向，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统筹教育、科技、人才等要素实现一体化发展，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开放。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主导而发展产生的先进生产力。“教育、科技、人才”分别以第一根基、第一生产力以及第一资源的属性定位，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核心性、主体性要素。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应当坚持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推动先进生产力质态的升级迭代；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系统改革，破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藩篱；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要素协同共建，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高地。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我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实体经济新动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本文在厘清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并深入分析融合发展过程中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力度、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强数字治理能力建设等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帮信罪的成立有两个与上游犯罪相关的条件：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必须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主观方面要求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然而实践中，帮信罪与上游网络犯罪的关系处于弱化状态，司法机关倾向于确认帮信罪的独立性，且存在此罪与彼罪的混淆问题，导致帮信罪在司法实务中呈不当扩张之势。为此，需要以上下游关联案件为视角，通过明确并严格执行帮信罪的主客观认定标准、厘清帮信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等路径实现帮信罪的限缩适用。
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先导和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自信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思想理论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扩大和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和认同。在实践路径上，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价值观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加强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在文化自信自强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文化的兴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伟大品格。深入研究黄河文化的历史沿革、理论内涵和价值意蕴，为赓续黄河文化历史血脉、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和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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